即使赔偿也是与企业主私了，赔偿数额极低。
与批判理论传统的前辈相比，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现象给予了更多关注。这种在个体和文化层面上获得知识和能力的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学习过程。
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对有些极为重要的道德感情，如承认人类个体既是平等的也是自主的，如认为有些行为不仅是道德上错的，而且是根深蒂固地邪恶的，只有宗教语言还能够提供分辨得足够精细的表达。而且，哈贝马斯谈论阶段高低的，是认知能力和规范结构，而不是用这种能力而获得的具体知识，也不是在这种规范结构之内作出的具体评价。说如果达到某个学习阶段，人们就会对事情做如此判断，不等于说人们一定会达到那个学习阶段，一定会对事情做这般判断。2004年哈贝马斯获得京都学术奖，京都大学的稻森校长要求获奖者请谈谈您自己，告诉我们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当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您的指导方针是什么。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孰优孰劣的评价的。
他对于人性的社会性、人类心灵的主体间结构、人们得以相互学习的公共空间的重视，都与此有关。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人类历史的强烈的非理性才得以显现。因为作为方法的一种，法律方法同样也会阻碍真理的发现。
鉴于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总结道人创造了修辞，又被修辞所缠绕。但是法学中的真理确是在后方的，是存在法律规则之中的，法官判案正是要借助法律方法去发现判决所适用的规则以解决案件，因此用法律方法可以发现真理（这里的真理指的是判决依据）。再由于只有不同答案，而没有正确答案理论的牵引，法官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进行判决，哪怕具有明显的不公、错误或者是违法。【摘要】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
[12]而修辞学家布赖恩认为，修辞指的是：装腔作势的语言、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语言、为掩盖意义而弄虚作假的语言、诡辩的语言、文字修整及修辞格，等等。王群，单位为山东大学法学院。
（二）我国当下的司法现实首先，我国经过长期的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之后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了依法治国，但旋即又提出了以德治国，不久又提出了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及争创人民的好法官等政策。我们认为，哲学作为普适性的原理不见得一定都能用与规划法治的建设。但不久被二审法院以证据违法为由改判为死缓（应该说二审法官在经过审慎性的思考后做出的判决是值得赞扬的）。太守何武的判辞中推定立嘱人目的是为保护幼子，才将所有财产归女儿女婿，否则会引起贪心的姐姐姐夫谋害性命。
最后笔者做一个沃尔夫式的感慨，如果法官少些能动主义思维，中国的司法将会变得更美好。当对这一恣意的判决进行质问时，法官完全可以凭伽氏理论搪塞而无任何羞愧之心。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思维，法律思维都应当始终视法律规则为圭臬。[5]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为民做主的司法判决背后，刘涌走向奈何桥时的冤屈以及那些牺牲了的法治尊严又能被多少人记起？最后，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向上级法院请示制度等极大腐蚀了法官思维的独立性，加重了法官思维的惰性、奴性色彩，使法官依法思考能力荡然无存。
但随着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等新一代哲学解释学者的出现，以及《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一书的问世，对传统解释学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赵晖，单位为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
从我国古今的司法状况分析，我们不得不悲壮的承认，司法能动这一意识形态几乎从头到脚霸占了我国的法官思维。上述法官作出的判决是极其荒谬的。
深究这一理论的本质，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对理解标准的放弃，是对正确理解的放弃。难道真的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不同吗？我们认为，首先，哲学上所称的真理是在前方的，因此用固有的方法当然无法探知真理的位置，反而会对发现真理设置障碍。参见[美]克里斯托夫.沃尔夫,黄金荣译.司法能动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3. 进入专题： 法官思维 。律师收了当事人的钱财，而要更多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为其消灾。如东汉沛郡守何武判富翁遗书案。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态度一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法官若能掌控修辞，便可以滋润判决书中的干涸，从而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减少上访、上诉现象的发生。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现象使修辞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修辞洞开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也堵塞了我们的思维空间。如在刘涌案中，其在一审被判处死刑，民众拍手称快、额手相庆。
[13]从上述学者给出的定义，不难发现，人们对修辞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而修辞本身的好坏还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几大分歧之一）。毕竟只有法律规则才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的法规思维都必须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地神的儿子，其力量来源于大地母亲，只要其站在大地上就是战无不胜的大力士）一样回归到规则（土地）才能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4]法官在这里显然对继承法从实质目的上作解释，而不是从继承法字面上去适用。如在备受瞩目的许霆案中，当事人通过向社会透露其悲惨境遇以及诱惑本身的不可抗拒性以达到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的目的，检察官多次重点强调许霆171次从ATM机中取款，通过数字这一次修辞方式证明许霆的主观恶性以达到将其归罪的目的。那么在现阶段我国的语境下，法官的思维立场应当是什么？是恪守克制主义的保守立场？还是秉持一种能动主义的创新立场？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我国的古代传统以及现代制度背景予以廓清，然后再分析当下我国法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思维立场。
而方法论的出现，正是出于更好的对追求理解与消除误解的需要，为此方法论也可以被称为一种避免误解的艺术。为此波斯纳也曾说：法律修辞极具可塑性，这使一个聪明的法官可以找到一种似乎很有道理的语言来包装几乎是任何规定。
回归到法律方法论，按照伽氏的观点，其几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也许哲学中的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它并不适用于法学，因为法官的思维是一种独断性思维（所谓独断性思维，就是法官仅仅依凭规则中的应有之意而非个人的意思来判案，不能出现多种结论，而只能是德沃金倡导的唯一正解）。
后来，当儿子满15岁那年，姐姐姐夫仍然不给，只好到沛郡官府告状。倘若法官能体会到思维艺术的这一真谛，当为司法之幸、国家之福矣。
最后，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词汇也反映了人们对法律之外因素的重视，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上从天理，下顺人情、徒法不足以自行等。案情是某富翁家资有二千万，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修辞法官的思维游离于有与无之间、贫与富之间、生与死之间，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法官思维的瞬间转换便可能使某人失去了财产、自由、子女甚至生命，因此法官的思维对案件判决结果有终极意义。但该评论遭到了当今理论界、司法界的杰出代表波斯纳法官的猛烈抨击，他认为霍姆斯说这话时是他最离谱的时候。
这同时也是方法论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源所在。[11]三、法官思维也需要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修辞提及修辞，人们极易混淆为古代诗歌中运用的大量比喻、拟人等为诗歌添彩的写作手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误解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因为依辩证法，当误解消失的时候，唇亡齿寒，理解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其次，我国法官在面对沸腾的民意时易被俘获，甚至不自觉地与民众玩起了激情互动。
面对明晰的法律以及刚性规则，那些有雄辩天才的辩护律师（以及法官—笔者注）也必须保持沉默。二审判决一出，民意立即被点燃，而犹如浪潮般涌向法院。